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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詩經》異文的全面研究——評袁梅先生《詩經異文匯考辨證》

[2015/4/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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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經異文匯考辨證》,袁梅著,齊魯書社2013年1月第一版,138.00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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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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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

凡治先秦文獻,必須要重視異文,這些異文對于探求文本原貌、準確地理解文義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。對于《詩經》來說,尤其如此。

先秦時期的《詩》文原本現在已無法得見,不過,我們從先秦時期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稱《詩》引《詩》的情況,以及既有的古文字研究成果來看,因時間、地域的不同,其間肯定存在大量異文。現在可以見到最早的《詩經》文本是1977年出土的阜陽漢簡《詩經》殘本,全本則有唐開成石經《詩經》。將它們與今本相比,其間存在不少異文,而它們與先秦時期的古本之間,存在的差異可能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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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漢代起,學者就已經開始對《詩經》異文加以關注。漢代傳《詩經》學的有齊魯韓毛四家,其中齊魯韓三家是今文經學,而《毛詩》是古文經學。漢代的《詩經》文本于今古文之間,甚至今文經學的每一家之間,在文字上應當都有一定的差異。當時傳《詩》者應當知曉,各家各派所傳的《詩經》在文本上存在有一些異文。不過,據現在僅有的資料可推知,應當是直到鄭玄才對這些異文的學術價值有所關注。

南北朝時期的顏之推著有《顏氏家訓》,其中有一篇《書證》,涉及當時《詩經》江南本與河北本在文字上的差異,這幾處差異可能與南北學之不同有關。這是典籍中首次對《詩經》不同版本中異文的關注。比他稍后的陸德明,著有《經典釋文》,其中有《毛詩音義》三卷,搜集了《毛詩》的不同版本間的異文,還搜集了《韓詩》中的一些異文。正因為當時《詩經》異文眾多,影響閱讀,唐人顏師古作《詩經定本》,以勘正文字。

《三家詩》于六朝時期逐漸失傳,但是,其中有些文句保持在其他書中。南宋人朱熹曾有從《文選注》中輯錄《韓詩》異文的想法,雖一直并未成專書,不過,他對《詩經》異文已有所關注則是無疑的。王應麟繼朱熹之志,勒成《詩考》一書,是首部對《三家詩》異文搜集與研究并重的著作。隨著文字學的發展,對《詩經》異文的輯錄與研究,到清代已蔚為大觀,主要表現在參與的學者眾多,取得的成果豐碩。比如,專門以《詩經》異文為研究對象的就有:陳喬樅《四家詩異文考》、黃位清《詩異文錄》、馮登府《三家詩異文考證》、李富孫《詩經異文釋》、陳玉澍《毛詩異文箋》等;延至民國,有江瀚《詩經四家異文考補》、張慎儀《詩經異文補釋》等。

還有很多詩經學著作涉及《詩經》異文的考證與研究,較為著名的有阮元《三家詩補遺》、陳喬樅父子《三家詩遺說考》、馮登府《三家詩遺說》、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等。此外,一些筆記著作也涉及《詩經》異文。

前儒研究《詩經》異文,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將異文與今古文經過度地聯系起來,以及過度突出本字、正字的概念,對異文形成的復雜原因認識不夠。比如,被視為今文《詩經》學集大成的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,將諸多異文歸之于學派歸屬的差異,動輒以為某字屬“魯詩”、某字屬“齊詩”、某字屬“韓詩”,這就很成問題。很多時候,異文并非因齊魯韓毛四家之間學派不同而產生的。先秦文獻距現在時代久遠,文字字體發生了好幾次重大變化,文獻載體也發生過幾次轉折,這就決定了異文產生的原因非常復雜。究其原因,大致有這樣幾點:一是文字自身變化而產生的不同字形。比如,戰國時代,齊系文字、晉系文字、秦系文字、楚系文字和燕系文字等在字形上有一定差異;秦始皇統一文字、隸古定、隸書楷化、俗字變為正體等等,都會在字形上產生一些變化,從而形成異文。比如,“昴”和“圖1”,就是同一個古文字字形隸定出來的兩個新字形。二是古今字,以及后世產生累增字、區別字,甚至避諱字等產生的異文。如“輾轉”,本寫作“展轉”,“輾”是后世類化所產生的新字。三是后世文獻中的同義轉寫。前人引文,有時會把古奧難懂的字詞用當時通行的字詞轉寫,這也導致了一些異文的產生。比如,先秦時期不、弗在用法上是有差異的,但是這個差異在漢代就已經不復存在,所以才會出現把“瞻望弗及”寫成“瞻望不及”。四是傳抄刊刻時產生的有意、無意或隨意的更改,以及訛誤。有時候,書手的書寫心理不同或者寫了錯別字等情況,也會產生一些異文。這種情況普遍存在,無需舉例。

時至今日,學者對于《詩經》異文的研究取得了較前人更為深入的成果,撰成專書的有:臺灣學者朱廷獻《詩經異文集證》(1984年自印本)、陸錫興《詩經異文研究》(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)、程燕《詩經異文輯考》(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)等。也有不少論文涉及《詩經》異文的研究,其中較為突出的有兩類。阜陽漢簡《詩經》出土后約十年,整理者胡平生、韓自強發表《阜陽漢簡〈詩經〉簡論》,其中有對阜陽漢簡《詩經》與今本異文的專門考察。此后,陸續有學者發表討論阜陽漢簡《詩經》異文的論文。這是一類。虞萬里的《六朝〈毛詩〉異文所見經師傳承與歷史層次——以陸德明〈毛詩音義〉為例》(載第四屆國際漢學論文集《出土材料與新視野》,臺北,2013年)、《〈詩經〉異文與經師訓詁文本探賾》(《文史》2014年第一輯),將六朝時期《毛詩》文本中異文的類型、產生原因與歷史層次加以考察,并將其與漢儒傳《詩》的家法師法聯系起來。這其實探討的是文字隸定以后的寫本時期的《詩經》異文。因為隸定前與隸定后、寫本時期與刻本時期的異文,無論是產生原因,還是表現形態,都有著明顯不同。這又是一類。

在當下的《詩經》異文研究中,還有一本專著需要特別表出的,就是袁梅先生的《詩經異文匯考辨證》。總體看來,該書主要的突出之處有:

一是搜羅宏富。《詩經》流傳久遠,自先秦時期,時人就有稱引《詩》文的習慣。漢代尊《詩》為經后,其地位更為學者推崇。因此,很多典籍都有引用《詩經》的情況。該書對傳世文獻中涉及《詩經》方面的異文進行了盡可能的搜集,也適當關注了出土文獻,并在此基礎上對這些異文進行分析,是迄今為止,對《詩經》異文搜羅最為全面的一部專書。其中所引用的書遍涉經史子集四部,有歷代《詩經》學名著,有石經研究著作,有語文學專著,有類書,也有今人的甲金文字專著等等。比如,《周南·汝墳》“惄如調饑”,這里的“調”,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錄一異文“輖”。這個詞的意思,前人也有些爭論。曾良《俗字與古籍文字通例研究》(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)在目驗了敦煌寫卷的基礎上提出,“輖”在敦煌文獻中當是作“(圖2)”,其實就是“朝”的俗字。袁梅先生在該書中指出《經典釋文》中的“輖”應作“(圖2)”,《蜀石經》《說文鈔》《五音韻譜》所引《詩》文皆作“(圖2)”。這就為曾良說提供了傳世文獻的證據。五代時書法楊凝式《韭花帖》中有“晝寢乍興,(圖2)饑正甚”,字正作“(圖2)”。由此可見,“輖”本當作“(圖2)”,是“(圖2)”的俗字。曾良的觀點是正確的。《毛詩》作“調”,是“(圖2)”的同音假借字,二字草書字形也比較接近,這個“調”,可以訓作朝,也就是早晨的意思。

二是全面爬梳。《詩經》歷時久遠,其中產生異文的情況又比較復雜,這就需要我們對其逐一考察,梳理相關文獻,再在此基礎上加以辨析,以期對異文產生的原因得出趨于合理的認識,并借以盡可能地厘清《詩經》文本的歷史層次。該書在全面搜羅異文的基礎上,對異文產生的情況進行了全面爬梳,得出了不少真知灼見。比如,《邶風·谷風》“黽勉同心”,這里的“黽勉”是雙聲聯綿詞,其字形無定,典籍中還可以見到如“密勿”“蠠沒”等寫法。袁先生對典籍中“黽勉”的不同寫法作了勾稽,并指出《毛詩》“黽勉”使用最為廣泛。又如,對《衛風·碩人》“衣錦褧衣”中“褧”字、《唐風·山有樞》“樞”“婁”“宛”字、《唐風·揚之水》“鑿”字等等異文的梳理,廣泛征引相關文獻,作出分析,皆可見其爬梳之全面。此外,有些異文,歷代說解頗多,各持己見,糾葛紛擾,莫衷一是,袁先生并不多錄他說,僅錄一二可用之說。如,《邶風·泉水》“出宿于泲”,《列女傳》有異文作“濟”。袁先生只引用段玉裁說,以為典籍中二字并用,并下按語,以二字為一字異體,甚是。還有些異文,歷代說法大同小異,但未必得其要領。比如,《鄘風·柏舟》“實維我特”,《韓詩》“特”作“直”,諸家多說二字字異義同。袁先生則據《魏風·伐檀》直、特為韻,指出二字音近通假。我們知道,用作虛詞時,特、直也都有僅僅、只不過的意思。音近通假較前人的字異義同說更精確。

三是準確辨析。該書既名之為“辨證”,其中自然要對所搜集的諸多異文加以辨析、考證,而這正是最能體現作者功力之處。比如,《周南·關雎》“鐘鼓樂之”,這里的“鐘”,寫成繁體字是“鍾”,但是明監本作“鐘”。按照通行說法,鍾、鐘二字有別,指樂器的是“鐘”,“鍾”則一般用于鐘情、鐘意之類。漢代許慎《說文解字》對這兩個字解釋說:“鍾,酒器也。”“鐘,樂鐘也。”還有個說法,也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。錢鐘書先生說他名字中的那個“鍾”字不能簡化,否則就不能表達鐘情于書的意思了。于是,很多出版物中就出現了“錢鍾書”這樣的字形。袁先生在該書中,對金文中的鍾、鐘二字加以考察,指出其中的“鍾”是“鐘”的或體。再對《詩經》中出現了16次的“鍾”加以分析,指出它“多為樂器之名”,或引申指“鐘鼓之聲”。所以,明監本中的“鐘”字并不符合《詩經》的本來面目。其實,這兩個字混用,在其他的傳世文獻中也可見到,比如《左傳》《荀子》中就用“鍾”來表示樂器名稱,而《淮南子》中也有用“鐘”表示容量單位。這同時就暗示我們,漢中期以前的鍾、鐘二字在字形上有別,而用法上則混同;二字字義上有明確區分,可能至早要到漢代中后期才產生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所作的區分,可能是出于對漢代用法已然有別,或者《說文》撰著體例的考慮,并不符合先秦文獻中用字的實際情況。一些字典辭書,如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等以為二字互相假借,亦不如袁先生的或體說穩妥。

此外,該書將《詩經》中所有異文的條目和單字列出,具有索引的功能,頗便于學者翻檢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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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,不可避免地,該書也存在一些小問題。首先,袁先生年事已高,完成此書時已經88歲高齡,有時候知識不能及時更新,從而產生一些本不必要的失誤。比如,該書有《錯簡質疑》一篇,作為附錄,袁先生的按語很見功力。不過,據現有出土文獻的情況,一般竹簡的背面會有劃痕或者明確的順序標記,這樣出現錯簡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會存在的。而且,從《詩經》的傳承情況來看,在漢代出現錯簡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。其次,還有些地方判別錯誤。比如《王風·丘中有麻》“丘中有李”,《白孔六帖》引此作“邱中有黍”。袁先生以“黍”是“李”的譌字,很正確。但說丘、邱為古今字則不夠正確了。考袁先生所引《白孔六帖》為《四庫全書》本,而清人為避孔丘諱,或缺筆,或改作“邱”。還有,書中也有少數異文沒有列出。比如,《邶風·燕燕》“瞻望弗及”,阜陽漢簡《詩經》作“彰望”,是音近通假。該書于此一異文失錄。

盡管該書存在一些小的問題,不過小瑕不掩大瑜,作者搜羅之全、爬梳之勤和辨析之精等都值得表出。袁先生專守一經數十年,早在1985年就在齊魯書社出版過《詩經譯注》一書,在學術界有較為廣泛的影響力,現在又以耄耋之齡,健筆凌云,完成這部逾70萬言的巨著,其學術價值自然不容小覷。袁先生身居齊魯大地,為孔孟之鄉,孔子說:“知者樂,仁者壽。”袁先生執著于《詩經》研究數十年,以智得樂,以仁享壽,以88歲高齡完成了這部《詩經異文匯考辨證》。該書的出版,令我們感動的,并不僅僅是袁先生以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嘉惠學林,更在于袁先生以堅守執著、勤勉學術的奉獻精神,為我們做出了表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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